杜威：“西方孔子”在中国（上）
    追寻上世纪初影响中国的教育智慧（之四）

　　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最大影响在中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成为一种传播极广的教育思想，其影响超过了任何一种西方教育思想

　　美国教育学者施瓦茨曾说：“在20世纪中国的学术史上，约翰·杜威与现代中国之间的交往是最吸引人的事件之一。”

　　杜威在中国的影响深远

　　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

　　在教育界，西方著名学者中最熟悉中国的人当首推杜威，中国学者最熟悉的以及对近代中国教育影响面最广、程度最深和时间最长的西方学者也当首推杜威。

　　尽管现代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作为一位具有国际性声誉的教育家，曾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教育产生了影响，但是，他的最大影响在中国。由于杜威曾亲自来中国访问和讲学，再加上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的学生胡适、陶行知、陈鹤琴等人的宣传，使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成为一种传播极广的教育思想，其影响超过了任何一种西方教育思想。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曾这样写道：“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原北京大学教授、现代中国教育学者吴俊升在增订《杜威教授年谱》中也强调：“中国教育所受到外国学者影响之广泛和深远，以杜威为第一人。杜威所给予外国教育影响之巨大，也以中国为第一国。”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杜威访华前的传播

　　“人们还没有在其他地方如此经常地听到像今天中国青年代表人物的口中那样说的，即教育是改造中国的唯一方法。”

　　在《美国与中国教育》一文中，杜威曾这样写道：年轻的中国人“需要西方的知识和方法，以便他们自己独立地运用它们去发展中国，而不是抄袭其他国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想从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因此，批判传统学校教育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于当时中国教育界那些怀着“教育救国”主观愿望的知识分子是富有吸引力的。正如杜威所指出的：“人们还没有在其他地方如此经常地听到像今天中国青年代表人物的口中那样说的，即教育是改造中国的唯一方法。”

　　早在民国初年，一些中国学者就提倡“科学”和“民主”。实际上，“从1915年起，‘赛先生’和‘德先生’的口号在那些自由改革家中间已颇为流行”。正是在“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下，西方的各种思想被介绍到中国来。一些西方哲学著作，特别是孔德、达尔文、赫胥黎的著作，为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了准备。

　　在领导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制定并颁布了改革教育法令，建立新学制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封建社会的教育进行了改造。这标志着传统的封建教育在形式上的终结，也标志着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开始。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在文化和教育上，也是如此。对于当时中国教育界的人士来说，如何解决在教育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如何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有选择地学习和吸收西方有益的教育思想，如何把西方先进的教育体制和思想与中国的教育实践结合起来，是他们努力思考和试图解决的问题。

　　20世纪以来，特别是民国以来，在中国传播的西方教育理论中，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一种重要的教育理论。主张学习与传播当时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和教育理论的蔡元培1912年2月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评述了西方的实利主义教育，成为了在中国最早介绍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人。蔡元培指出：“实利主义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缝纫及金、木、土工之中。此其说创于美洲，而近亦盛于欧陆……实利主义之教育，因亦当务之急者也。”同时，他又指出，“今日美洲之杜威派，则纯持实利主义者也。”

　　1913年7月，近代中国教育家黄炎培在《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上发表了《学校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批判当时的学校教育脱离实际和脱离生活，主张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此种教育，在欧美不仅著为学说，且见诸实行……今观吾国教育界之现象，虽谓此主义为唯一之对病良药，可也。”黄炎培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及其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结合当时中国的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情况具体提出了采用实用主义的方案。《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发表后，曾在当时中国教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热烈的讨论。黄炎培提出的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的主张，较大地推动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应该指出，蔡元培、黄炎培等人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要采用实用主义教育的想法，实际上是在学习和吸取西方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试图从理论上清除传统的封建教育影响以及解决教育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的一种努力。这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教育改革的迫切要求，而且也与当时的“科学”和“民主”思潮以及“教育救国”思想的流行有着密切的联系。

　　此后，中国教育界对实用主义教育的兴趣渐增，很多教育学者和人士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竞相研究。

　　杜威的中国之行

　　蔡元培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

　　1919年初，当杜威正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演时，他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封邀请信。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教育会、浙江教育会和尚志学会等5个教育团体邀请他来中国讲学。杜威在征得哥伦比亚大学校方当局同意续假后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这是杜威以前的一些中国学生胡适、蒋梦麟等人努力的结果。胡适在他的“自传”中曾这样回忆道：“当蒋梦麟和我这一群杜威的学生听说他在日本讲学时，我们商请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江苏教育会和……尚志学会筹集基金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并负担全部费用。”

　　对于杜威来说，在中国的早期日子里，最高兴的一天是5月12日与孙中山先生的见面。由于对哲学颇有兴趣的孙中山对思想与行动的关系特别感兴趣，因此，在与杜威见面时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后来，杜威曾这样回忆道：“那天傍晚，与前总统孙中山先生在一起感到很高兴。”

　　杜威中国之行的足迹遍及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11个省和北京、上海、天津3个城市，作了200多次讲演。杜威的女儿露西后来回忆说：由于听讲者十分踊跃，杜威在“那些省城里的讲演都被安排在最大的会场里，那是必要的。”“听他讲演的，不仅有学生和教师，而且还有其他知识阶层的代表。这些地方的报纸也充分报道了杜威的讲演活动。在许多情况下，杜威所作的讲演都由一位速记员记录下来，然后发表在一些广泛发行的小册子上。”

　　1919年10月20日，是正在中国访问和讲演的杜威的60岁生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特地为杜威举行了60岁生日晚餐会。在晚餐会上，蔡元培致词说：“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与孔子同一生日……博士的哲学，用19世纪的科学作根据，用孔德的实证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詹美士的实用主义递演而成的，我们敢认为是西洋新文明的代表。”他还说，“我觉得孔子的理想与杜威的学说有很多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方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领会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他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后来，1920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举行典礼授予杜威名誉博士学位。在这次典礼上，蔡元培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

　　由于北京大学等教育团体的安排以及杜威昔日那些学生的帮助，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和讲演活动确实是成功的。在杜威离开中国的前一个月，在纽约发行的《中国学生月刊》(Chinese　Students　Monthly)上曾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其中写道：“杜威先生在中国的行程是非常成功的。从他抵达中国到现在，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一些银行家和编辑经常去他的住处拜访；一些教师和学生则集聚在他的教室里。一些社团竞相接待他，听他的讲演；一些报纸竞相翻译并刊登他的最新言论。他的发言和讲演被竞相阅读，他的传记被精心撰写。人们认真地评论他的哲学，并毫不费力地记住他的名字。”美国学者基南也这样指出：“约翰·杜威在中国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杜威个人对改革和进步的赞同以及他作为一个现代教育哲学的权威，引起了很多听讲者的兴趣。”

　　与此同时，中国之行也给杜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女儿简·杜威1939年在《杜威传》一书中曾这样写道：“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杜威从美国到中国，环境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至对他的学术上的热情起了复兴的作用。”

　　对于中国之行，杜威自己在1920年1月13日给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主任科斯的信中就曾这样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所做过的最有趣的和在智力上最有用的事情。”